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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因为很多州对联邦的强烈反对，将各州结成联盟的任务十分艰巨，宪法的制定者们集中了全部精力去找寻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相反，富勒法院的法官们像现实中的美国一样，游走于某种中间地带，羞羞答答地选择了某种折中说。

这些判决被统称为海岛案。[81]因此，国会对波多黎各这片新领土拥有无限的权力（plenary power）， [82]而不受那些我们自己的法律体系所独有的宪法条款的限制。一种权力来源于各州的授权，宪法对这种权力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处理联邦政府与各州的关系，是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契约，因此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将其特定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的各州。[14] Christina Duffy Burnett, Untied States: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erritorial Deannex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ume 72, 2005, pp. 815-817.[15] Downes v. Bidwell.[16] 参见汉米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42页。同时，波多黎各最高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获得纠错令（writ of error），并被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纠错令请求及上诉的程序依照对联邦州最高法院判决进行上诉。

怀特虽然没有定义什么是合并，但他却给出了被合并状态的范例——美国本土的各州。相反，它是另一种类型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各州的授权，而是源于主权本身，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是所有主权国家都同样拥有的权力。我相信，任何真正想长治久安的执政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自我败坏。

儒家宪政派着力于探索华夏治理之道，认为宪政必须根源于传统文化，必须在民族文明形态中得到安置，这些看法都是值得肯定的。另外，童之伟所举的呼吸空气的例子也缺乏反驳力，难道一个人被迫吃地沟油，就证明他支持吃地沟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初衷来看，也可以佐证自由宪政派有关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判断。其实，社宪派也从风险和可能性的角度阐明，宪政的实现，需要朝野一起努力，需要各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和反对作为制约力量，而这恰好是自由启蒙宪政派推行的观点。但是，儒宪派的主张很多时候难免有时代错位的困境，卖者的吆喝和买者的选择毕竟不是一回事。

但在儒宪派看来，吆喝是必须的。我认为喻中在这个时候发表的这样的文章，其实际效果就是一篇为反宪政论调背书和张目的软文。

囿于篇幅，下面仅仅简单罗列公民宪政观的基本立场：1、反宪政没有出路，最终会反了自己。此外，民宪派也反对民族自卑情结和历史虚无主义，期待民族崛起、重视传统文明、开掘道德资源，致力于恢复大中华荣耀。社宪派另一支非常重要的脉络则是体制内的老同志，以郭道晖、李步云等为代表，他们经历过文革反宪政无法无天的灾难，参与过82宪法和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今日党的路线混乱痛心，对反宪政派发出痛斥。这里我想专门说说喻中那篇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一文。

首先，反宪政派认为自由启蒙宪政派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宪政，其实是混淆了所谓的宪政观念和宪政设计之间的区别。这种你有我也有的思路，反而凸显了其内在的无根焦虑。民宪派的洞察力、判断力和方向感皆有其深刻独到之处，极大拓宽了宪政争论中立宪选择的视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执政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不久即提出中国梦蓝图。

法学界的国家主义宪政派人士一向反对社宪派和自由宪政派对于宪政的定义，他们认为那一定义浅薄而狭隘，所谓的宪政，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结构或最高的政治。可以说，北京的哥作为底层人民的清醒看法，更能体现自由启蒙宪政派的眼光。

当然，其中有些代表人物的言说方式、行事风格，再加上近现代史本身在真相和评价方面的复杂性，都会无形中制约甚至损害着这一流派的影响力。但是正如赵楚所批判的，社宪派其实也在构筑某种理想神话。

对此社宪派充满自信，认为惟有社宪派可以为宪政转型提供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因此他们带着某种殉道者精神宣称要为推动现行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竭尽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宪政的前提，一向是不存在的。他指出，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在总结以上各宪政思潮的基础上，我也拟提出自己的公民宪政观。七、公民宪政派整体上，这场争论是好事，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的，政治也许的确是谁说了算，但作为宪政的政治，也需要考虑和顾及不同的声音和利益，需要为共同体中每个人提供参与和说理的平等机会。

所以，自由启蒙宪政派在宪政目标观念层面的主张，并没有什么违背宪政宗旨的地方。社宪派和泛宪政派相比，一个是一厢情愿，一个是另起炉灶（这一概括不大准确），到底谁更（不）现实？真说不清楚。

左派动辄给其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敌对政治标签，极右派（包括民宪派等）则认为其对自由宪政的理解肤浅、文艺小清新，甚至有五毛嫌疑。惟有宪政能凝聚民心，实现国家民族的梦想。

祝福我的祖国，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主义宪政派在批评他人的研究不关注现实的宪政和政治的同时，又往往过于关注宏大叙事，而忽视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忽视了真正推动宪政发展的力量。

需要良知，也需要底线。什么是公民宪政的原则？那就是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利益，但相信在利益之上，还应存在永恒的法则。他说中国人变法成性，只喜欢新，不喜欢旧，殊不知这种心态姿态恰离法治与宪政最远：天天变法必然导致任何法治的不可能，天天想变法的民族不可能有宪政。强世功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各种不成文宪法、真正的宪法，它们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体之善，代表了独特的党治成就，体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治理绩效和政治使命。

只有对各宪政思潮有更为全面的梳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这场争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对当下中国的立宪问题的复杂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才能对中国未来宪政建设的可能方向，提供更为稳健的观察、判断和推动顾昂然回忆说，有些是重要的修改，例如增加了‘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追究，这是军队代表提出来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八二宪法的一大改革，是对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一系列发展和完善，尤其是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规定其可以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除此之外，八二宪法还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改革乡镇政权，确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将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实践证明，将这一内容用宪法记载确立下来是完全必要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在希望和焦灼的双重交织下，亟须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以适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要求。八二宪法进一步把行之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肯定下来。经过逐章逐条审议，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有的条文修改不止一处，连序言、总纲，一共修改了近三十处。1982年11月27日下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宪法修改草案开始接受代表们的检验。

两年后，民族区域自治法经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代表们向大会堂内的三十个票箱投入了庄严的一票。

1980年9月，面对国内新形势，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八二宪法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在结构上作出重大调整，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了国家机构之前，更好地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于是，八二宪法成为共和国立法史上第一部公开表决结果的法律项目，有媒体因此而评价称，这使八二宪法自诞生那一刻便散发出不同寻常的革新气象，也成为日后立法公开化、透明化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之前，中国在五四宪法颁布后，曾在1975年和1978年重新公布过两部宪法，但七五宪法修改正值文革期间，通过的条文只有30条，且充斥着极左的革命口号;七八宪法，虽然有所进步，却仍未摆脱文革的痕迹，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